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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席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并发表题目为《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的实践》的演讲。

他表示,过去4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大通胀-大缓和-大衰退”的周期考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加转轨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我们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更加复杂。

世界经济一直存在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

“实证表明,世界经济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因此,陈雨露按照“十年”为一个时间标准,分四个阶段回顾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进展和中国的突破。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胀”时期。为了驯服“通胀野马”,现代货币数量论达到了巅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纷纷从相机抉择转向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数量目标制。

陈雨露说,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数量目标制,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一个稳定的名义锚。根据货币长期中性判断以及货币和物价水平长期稳定关系而确定的货币数量,相当于一个可置信的货币规则。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逐渐接受了固定货币数量规则,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

人民银行1978年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正式履行央行职能。1980年7月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银行改革汇报提纲》。此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果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二个十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缓和”时代的头十年,“单一目标、单一工具”货币政策框架逐步确立,以独立性和通胀目标制为典型特征的“第二次中央银行革命”在这一时期渐次展开。

陈雨露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进入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较高增长和稳定通胀的“大缓和”时代,货币经济理论的进展对此功不可没。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差。因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逐渐放弃了货币数量目标并转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模式。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第三个十年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大缓和”时代后十年,关于金融自由化的研究成为主流,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放松。

陈雨露说,由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并不将金融摩擦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因而出现了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分置的策略倾向。

同时,由于“大缓和”时代低通胀特征,使得很多学者将此归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在政策上导致了进一步的监管放松,甚至出现了“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的观点。

这一时期,新兴经济体反而吸取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研究领域高度重视货币错配的“原罪”问题,加大了资本管制、公司治理、银行改革和最优货币政策等问题的研究,逐步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开展了大量宏观审慎政策的有益探索。

第四个十年是从2008年之后的“大衰退”时期,对于危机的反思仍在继续。

陈雨露说,这十年来,人民银行的研究与本轮危机之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尤其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也走在了主流理论研究的第一方阵。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已经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中国在这一领域实际上是下了先手棋。

陈雨露还指出,当前,我国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方面,在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方面,再次面临着两大长久存在的融资体系结构性矛盾的阻碍。一方面是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占比不尽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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